二、全体政治犯的两次统一行动

党支部对监狱斗争的方针、策略逐步明确后，便开始了两次行动。这就是抓住九一八事变与一二八上海十九路军抗战，组织全体政治犯写呈文，要求当局“无条件释放政治犯共赴国难”。

草岚子监狱关押的这批人，在敌人看来，好像都是共产党。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还有与共产党对立的各种政治派别;即使在党内，由于王明路线统治着中央，观点也往往大相径庭。这种情况，后来敌人也有察觉，陈伯达的自首书中就有所透露;后来叛变的，如叶善枝等，也给敌人提供了材料。

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派了一批人来“改造”顺直省委，一到天津，还没有站稳脚跟，就被敌人逮捕了，几乎是一网打尽。这批同志与原来在顺直省委长期做工作的同志相比，有“同”也有“异”。大家都注意维护党的团结与统一，这是一致的;但在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分析和斗争策略上，则存在着重大分歧，并由此带来了在对监狱斗争的一些重要问题上看法不一，处理意见和斗争策略也不一。

有些政治犯，过去曾参加过共产党，或是与共产党有过政治联系，此时也情况各异。支持罗章龙搞分裂的张金刃(即张慕陶，他早已被中央撤销了顺直省委书记的职务)，和他在天津的同伙曹策(曾任天津市委书记)、蒋晓海、徐东平等人，搞所谓“北方紧急会议筹备处”，进行分裂北方党组织的活动。这些人于1931年2月在天津被捕，后来也转到了草岚子监狱。由于他们的分裂活动，党早已把他们开除出党了。当然，事物是复杂的。张金刃在狱中，“承认”了错误，经过陈原道“审查”后恢复了他的党籍(后来的事实清楚地说明，这是张金刃的一个阴谋。实际上他并没有真正转变，并没有放弃反对共产党的立场。

这一点下章还要讲到)。他手下的曹策等几个人，仍然坚持原来的观点。他们赞成“反省”，愿意早日履行反共手续出狱。这些人构成了政治犯中同我们对立的一个派别。

另一个同我们对立的是韩麟符派。韩麟符1923年参加共产党，担任过内蒙特别支部书记，但早已被开除出党。他看到军阀打内战需要军火，便同西北军石友三部的参谋长杜振声(杜真生)相勾结，说他们可以从国外买到军火，骗得40万现洋，跑到大连去当富翁。蒋、冯、阎军阀混战结束后，他们觉得形势有利，又跑回天津活动。结果，韩麟符、杜振声及其同伙郑巫烈等人，都被东北军当作共产党抓起来了，后来也转到草岚子监狱。这些人实际上不是什么政治犯，而是一个诈骗集团。他们被捕后唯恐当不上政治犯，唯恐打不成“共产党官司”。他们的如意算盘是:只要定为共产党案，只要再来一次“自首叛变”便可出狱，诈骗案就逃过去了;如果定为诈骗案，那就死路一条了。

狱中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人物。这人叫王仲一，原名王振翼，山西人。他1921年入党，1928年出席过六大，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93。年，被开除党籍。1931年初四中全会后不久，他受罗章龙指派，到天津进行活动，从此同韩麟符等人勾结在一起了。

我们进入草岚子监狱后，从一开始就考虑一个问题，就是能否在杭日救亡这样关系全民族命运的大问题上同各个政治派别取得一致，以便共同进行对敌斗争。我们从报纸上看到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形势。不久，又关进来一批政治犯，有马辉之、廖鲁言、徐子荣、韩钧、张玺、罗霖祥等，他们也带来了各地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消息。

党支部研究决定，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开展一次争取“无条件释放政治犯共赴国难”的斗争。当把这一想法提交给大家酝酿时，得到了全体政治犯的响应。

采用什么形式来进行这场斗争呢?党支部干事会提出设想后，又反复同大家交换意见，认为:必须用全体政治犯都能接受和参加的组织形式，如同我们在白区组织工厂经济斗争时的“工厂委员会”那样。它是半公开的，即对政怡犯公开，但对当局保密。具体做法是，二十几间号子各推举一名“说话的人”，这个人便称为斯皮克(speak-er)。斯皮克不一定是共产党员，但要敢于站出来为难友说话。斯皮克被推举出来之后，再推举一个总斯皮克。李楚离同志担任了总斯皮克。通过选斯皮克的办法，就形成了一个支部领导下的事实上的“监狱委员会”，成为发动全体政治犯对敌斗争的组织形式。

首先做的一件事，就是根据当时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形势，写了一份呈文。内容大致包括:

一、控诉日寇侵华罪行;

二、谴责国民政府执行不抵抗主义，反对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

三、指明“我们都是抗日青年，现在却被无辜关押，强烈要求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以便共赴国难”。

呈文由韩麟符执笔，全体政治犯签名、捺手印后上交“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行营”。韩麟符的文笔不错，当他还是一个共产党员时，在报刊上发表过许多文章。后来成了暴发户，政治上就变得很恶劣了。这次他能投入统一行动，可以说是支部干事会采取“监狱委员会”这种组织形式的成功。

呈文上怎么签名很有文章。经过周密考虑，采用了一个叫敌人难以“枪打出头鸟”的办法。签名的顺序，先按号子的顺序排列;同一号子之内，又按“点名”(每天晚上要由看守班长带一两个看守顺号点名一次)的顺序排列。这样一来，呈文上的签名便和敌人手中的花名册一致了。按照这个办法，每个政治犯都签上自己的名字，捺上了手印。

随后，便发动了一次向当局递送呈文的政治性斗争。1932年3月的一天，中午开饭时，政治犯在饭堂坐定后，一齐拒食，不动碗筷。一位斯皮克先发言:“牛班长，请把栗管理员请来，我们有话要说。”牛班长，就是监狱的看守班长牛保正。栾管理员，50多岁，大家给他取个外号叫“布鲁”(英语Blue，即蓝色;栗、蓝谐音)。栾来后说:“这里是监狱。你们不好好吃饭，还想干什么?’’一位斯皮克站起来严肃地说:“现在国难当头，我们有话要对你的上司说，我们有个呈文请你负责转达，并请你告诉他们要尽快答复。”栾管理员接下呈文，表示“一定转达”。

十多天后，呈文有了回音。行营派一位叫高胜岳的处长来狱中给政治犯讲了一番话。这个高处长承认政治犯是“有为青年”，“心地纯洁”，说“我很钦佩你们的才能”等等。但他对抗日的事只字不提，更不涉及无条件释放的事。他们这样回答并不奇怪。当时连东北军的广大官兵也被蒋介石剥夺了抗日的权利，谁要说“打回老家去”谁就有罪，怎么敢放我们出去“共赴国难”呢?

这次全体政治犯的统一行动，从内部来说，已找到了各个派别联合的政治基础-一抗日救亡。

时隔不久，大约在1932年初夏，党支部又发动了第二次写呈文的活动。当时，国民党中央政府正准备从南京向西撤退。我们的呈文，内容主要是揭露蒋介石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

这两次统一行动，第一次是成功的，全体政治犯的一致行动，对当局造成了不小的震动。第二次组织时，有些人就不积极了。韩麟符不愿再执笔，说“好话说三遍，狗也不喜见”。呈文改由杨献珍同志执笔。斯皮克这种组织形式，用于要求改善监狱生活的斗争，在一个时期内也起过一些作用。